“三纲五常”是孔子的思想吗？
“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伦理观念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后世儒家学说的核心，也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架构，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行为规范。“三纲”指三种绝对服从的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五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即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的提出最早见于西汉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而把“三纲五常”并提，则始于宋代的大儒朱熹。
一些学者认为，“三纲五常”的思想源于孔子，“三纲”是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的总结和概括，而“五常”则是孔子对个人道德修养要求的总结。
但只要仔细研究孔子的思想，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虽然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但是，后世儒学中的许多思想并不是孔子的思想，这其中有一些是发展丰富了孔子的思想，或者吸收借鉴了其它学说的优秀成果，但同时不可避免的有许多糟粕参杂进去，对后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在研究儒学思想时值得注意的。
如果说“五常”基本上正确总结了孔子对个人道德修养要求的话，把“三纲” 和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论相提并论，则显然有些牵强附会。
我们知道，“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者服从于君、父、夫，是一种绝对的服从关系，这种思想到了明清后，更是发展到极端，从而有了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说法，同时把 “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更是作为个人修养的最高道德标准，培养了无数愚忠愚孝之人和所谓的贞节列女，让无数人成了这种封建教条的牺牲品，上演了一幕幕历史的悲剧，阻碍了民众人格的健康发育和成长，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萎缩与退步。
所以，现代人一批孔子，便拿出这些“事实根据”来论证孔子的“罪大恶极”，实在是有些冤枉了孔老夫子。其实说到底，之所以会以讹传讹，混淆视听，无非后世一些腐儒，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对先哲思想的肆意歪曲和篡改，乃至愚民千年，也足见邪说之害。连带让圣人也一同遭到人们的指责和唾骂，进而上升到许多人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攻击，实在是让人痛之恨之，所以也有必要拨乱反正，以正视听
下面，我们不妨通过《论语》中的只言片语来看看孔子究竟是怎么看待君臣父子等纲常关系的。
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跟后世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一种双向的责任和义务，而后者则是一种绝对的服从关系。
孔子认为，要想让臣子忠于国君，首先是君主要象个君主的样子，有德有识，“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并能对部下“使臣以敬”，才可能让部下尽心尽责，忠于职守，如果君主不走正道，倒行逆施，骄奢淫逸，不顾人民的死活，更不知道克己复礼，那么人民完全可以背叛他。更甚者，如商纣之类，孟子说得更直白，就算被杀了，也不过“诛一夫”而已，因为他们的做为本身就不是君王的做法，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既然你身为君王而不做君王之事，那么人民也只能把你当“一夫”，而不是君王。
对于“忠臣不事二主”的论调，也决不是孔子的思想，孔子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都要符合“道”，“仁、义、礼、智、信”，只有符合“道”的原则才行。
比如他认为只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也就是说，只有信用符合了道的要求，许下的诺言才可以去实行。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象现代一些武侠小说中的“信”，许多都是不符合“道”的精神的，而脱离了“道”的约束，“信”不仅不应提倡，而是要坚决反对。
同样，“忠”也要有忠之“道”，不能是愚忠，否则就是恶，对怎样才算是“忠”，孔子是有独到的见解的，比如一次学生子贡认为，管仲虽是一代名相，但似乎是不能称为“仁”的，理由是管仲以前是公子纠的部下，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乎因此而自杀，而同是部下的管仲不仅没有殉职，最后还做了齐桓公的相，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对此观点，孔子就进行了批驳，他认为，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后，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没有使用武力，就是管仲的作用，而且，齐桓公称霸后，匡正了混乱的局面，人民暂时得到安定，所以，孔子认为，管仲还是符合“仁”的精神的，通过这些言语，我们也不难看出孔子的思想。
孔子对逃世隐居的伯夷叔齐十分赞赏，认为他们“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对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出来为周官的精神给予了认可，但是，他对管仲这样的行为也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
下面我们再从孔子对父子、夫妻关系的论述中，进一步认识孔子的这些观点。
孔子对家庭关系的理想要求是：“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长幼有伦，亲疏有序，从而各尽其责，各安其份。”可见，无论是对做父母的还是做子女媳妇的，要求是平等的，同样不是单一的绝对服从的关系，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有慈父，哪来孝子？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许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孝敬父母就是不要违抗违背父母的意愿，实际上，孔子在这里说的“无违”，指的是不要违背“道”或者“礼”，而不是违背父母的话或者意愿。这从后两句话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很显然，孔子要求人们孝敬父母，但孝敬的前提是要合乎“道”或者“礼”，绝不是愚孝，更不是要子女唯父母之命是从。
其实，仔细研读《论语》一书，我们不难看出，孔子不愧为一代圣人，他的许多思想观点不仅高明而且精辟，同时具有辩证思想，对他的话，我们需要辨证的、全面、系统的把握和体会。
我们知道，孔子所处的年代是春秋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各诸侯国各自为阵，相互攻伐，烽烟四起，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白骨蔽野，礼崩乐坏，纲常全乱，作为一代圣贤的孔子，以天下为己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纲常观点，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即使现代社会，没有纲常仍然也是不行的，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在孔子看来，纲常也是一种“天道”，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普遍信奉武力的现实环境下，孔子不仅认识到“仁治”的重要性，更高瞻远瞩的意识到，只有提高整个社会个体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问题，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所以，他不仅对统治者提出了“仁治”的要求，也对民众提出了遵守天道纲常的要求，就如何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要求和准则，这些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现在要研究孔子的思想和学说，首先要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的、系统的、辨证的去理解和把握孔子的思想和精华所在，才可能真正弄清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够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年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断章取意，更不是继续此前一些腐儒们荒谬的观点，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也不是要重复过去的历史，而是在现代物质社会里，在人们信仰丧失，道德崩溃，思想普遍陷于迷茫空虚的情况下，希望通过研究发掘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能为今天的时代服务，这和以前的为了统治需要，为了个人仕途穷首皓经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