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市最专业的煤炭量热仪系列微机量热仪“放权清单”中的欢喜与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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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简政放权中的重要一环，权力下放备受社会关注。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各地纷纷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权力事项。但让人兴奋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尴尬。在义乌、舟山接到清单中，有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草原类许可事项等，而作为外向度极高的贸易窗口，涉外审批管理权限反而不多……越来越多的基层政府部门，反映自己在承接行政审批权力下放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尴尬。


　　“放权”还放不下部门利益


　　由于多种原因，权力的“错放”“空放”“乱放”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放权不匹配”。下放权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符，放权针对性、有效性不强。在浙江省东部一个县级市，2012年浙江省级部门下放的406项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与当地有关的事项仅158项、占总事项的38.4％，其中涉及投资项目审批的仅三分之一，同基层要求出现一定的错位。在西部某市，当地干部反映，上面下放的权力多与地方发展无关痛痒，而县里最需要土地审批权、采矿权、信贷审批权，然而这几项基本不会下放到地方。


　　二是“放权有水分”。不少地方干部反映，动辄上百项的权限下放中间，存在一定水分。一些下放权力，甚至细到多少投资标准的项目审批权才能下放，有拆分权力“凑下放数量”之嫌。更让基层担心的是，权限下放能否稳定，过去就曾出现过上级部门在权限下放一段时间后，以审核或备案为由，变相收回下放的权限。


　　三是“放权不完整”。有的地方，上级只下放受理权或初审权，终审权没下放到位；有些把决定权下放了，但留下发证环节，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办、一半环节在县里办的现象，群众反而更不方便。还有的部门在下放权力时，只放复杂的、要负重大责任的权限，而把操作简单的、权力含金量高的、体现权力特征明显的、没有特别大责任要负的权力留在手中。


　　出现这些怪相的根本原因在于部门利益的影响。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姚作汀等建议，从国家层面，放权要建立几个凡是：凡是符合国家或相关部委批准的综合性规划项目，可以不必再在国家层面审批了，国家层面只批规划不批项目；凡是不使用中央资金的，国家层面也不必再审批了，企业会对自己的投资负责的；凡是不跨省一级区域的、只一个省范围内的项目，一般情况下也不必再审批了。而省一级权限的下放，也可以参照此方式类推，从而为基层发展营造更大的空间。


　　“接权”力量尚明显不足


　　一些权力“接盘者”通过实践感到，行政审批权力下放是个“系统工程”，确保基层能用权、用好权，成为国家推进新一轮简政放权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些县级部门能行使省级权限，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不少人担心，地方对下放的权力没有能力接盘。如相应机构设置、人员、资金、硬件设施如果没到位，将造成地方有权用不起来。义乌就存在公共服务力量配置不足的问题，其机关镇街行政编制的核定依据是1991年人口、区域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目前除区域面积外，其余三项指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仅人口就从当初的60多万增长到235万，每年还有入境人员40余万人次。面对相关权限的下放，力量明显不足。


　　基层政府接不了权，折腾的还是企业和群众。贵州省福泉市，由于权力下放的不一致性，曾发生过有商机出现，但在州、省甚至国家层面要求备案，最终错过投资机遇的事情。不少干部与专家认为，许多审批事项关联性强，环节多，权力下放必须注重整体性、系统性。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等专家建议，审批权限下放必须与地方审批能力建设相匹配，事权下放应与财权、要素配置权同步配套，应该帮助地方在制度建设、人员培训、检验检测设备配套和软硬件建设方面跟进，否则不能真正提高审批效率。有的干部建议开放各部门数据库、专家库，可以实现上级与下级网上共享，企业与群众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提供资料环节。


　　督权要与放权同步


　　从过去的项目审批经验看，往往“大官好见，小鬼难缠”。如果权力下放后，地方没有按章办事怎么办？


　　义乌市干部认为，权力下放需要配套的法制环境，建议国家制定行政授权法等相关法律，将下放权限依法授权给承接的下级部门实施，其法律后果由下级部门承受，实现目前对下级行政赋权向法律赋权转变，以维护权责一致的严肃性。


　　有的企业认为，放权的同时要注重分权，中央、省、市和县四级权属划分要清晰，许多市场主体不知道各级政府权限，往往跑上跑下多次才弄明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税根认为，我国政府上下间、部门审批权限间缝隙很大，权力如果没有很好地分配，容易造成行政资源与行政效率无谓地流失。


　　权力下放后，为防止有受权部门或人员借机设租、寻租，需要实现权力评价与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