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服务器资讯 科技如何在21世纪复活了17世纪的奴隶制，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教授有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观点：21世纪的数字科技正在复活17世纪的奴隶制。17世纪的奴隶制建立在一个三角贸易的基础上：欧洲殖民者把朗姆酒等制成品贩卖到非洲，把非洲的黑奴跨越大西洋贩卖到拉丁美洲，然后从拉丁美洲运回可可、咖啡、甘蔗、烟草等农作物。奴隶制生产有两个根本的支柱：其一是对奴隶的人身控制，其二是成瘾性消费。17世纪的欧洲，从精英到大众都开始热衷于消费甜食，就是对蔗糖的成瘾性消费的例证。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支柱，奴隶廉价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消费品被上瘾的消费者不断购买，才使得奴隶制的经济体系得以运转。
在今天的数字科技领域，我们看到了与这个体系堪相比较的现象。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血汗工厂不仅残酷剥削工人的劳动，而且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在厂区安装了与17世纪运奴船相似的“防跳网”。这些血汗工厂把工人变成了生产线上的奴隶，这些“制造的奴隶”（manufactured slaves）生产出来的数字产品被源源不断地销往全球市场。
而在这个体系的另一端是我们日常频繁使用的数字科技，包括iPhone这样的设备以及其中的诸多应用，其目的是为了创造成瘾性消费，从而使“制造的奴隶”制造出来的数字产品不断被消费掉。微信存在的目的从来不是改善人们的社交，而是增加腾讯这家公司的财富。至于它为什么让人们上瘾，因为这样的软件本来就是被制造出来让人上瘾的。人们在其中沉浸越深，腾讯公司越能把用户打包销售，从中赚到越多的利润。
剥离掉所有的花言巧语，一个简单的描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用了一定的时间做某事，而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为某企业增加财富。你把这件事叫做什么？我叫它“劳动”。微信的用户们都是免费的劳动力，当他们每天花1.7个小时刷朋友圈，他们就是在给腾讯打工，腾讯的财富就是建立在剥削这些免费劳动力之上的。
这个颇为惊人的论断，正是《数字劳工》的作者们试图告诉我们的。马克思说，资本家的财富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然而建立在技术变革之上的新经济呈现出另一种样貌：白领知识工作者拿着高薪，在舒适的工作环境中追求更高的个人成就，这一表象使得像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似乎脱离了马克思的理论，似乎被科技庇佑的他们可以毋须剥削劳动者即获得大笔利润。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工》的作者们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位置与形式，将劳动的场所从工厂转移到网络、到每个人的电脑与手机，并通过宣传和意识形态的灌输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免费劳动。然而归根到底，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没有变——毋宁说是变得更残酷了：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工厂中，资本家不仅不给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连工资都不付。
有人会辩称，这些软件只是继承了互联网自由共享的传统，让人们与亲朋好友分享信息与乐趣，而且人们确实乐在其中。对此《数字劳工》的作者们指出，大多数由商业巨头运营的互联网服务根本不是提倡分享的“礼品经济”：人们并非赠送彼此有益的礼品，而是争先恐后地制造垃圾信息，只有资本家在从中获益；而以Wikipedia为代表的少数确实秉承着“礼品经济”精神的服务却被整个互联网生态边缘化了。正如齐泽克所说，大多数人被意识形态灌输后真心相信自己喜欢（或者离不开）这些软件。但如果退后一步看看微信朋友圈里传播的那些内容，你真的会说它们是给人带来快乐的礼品吗？
与之类似，网游、页游吸引着众多年轻的农民和工人。据新浪游戏调查，不少富士康工人把大半休息时间花在游戏上，因为这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省钱的娱乐方式”。他们“日复一日地玩着游戏并不是因为它多有趣，而是单纯的‘不知道还能干嘛’”。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现代工厂在每天超过十小时的工作时间中占有工人的劳动与自由，随后互联网带来的成瘾性消费来榨干这些年轻人剩下的时间和仅有的余钱。整个体系严丝合缝，把这些工人变成了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的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