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史上“最聪明”的诸葛亮，因为不懂管理，不懂分权，结果把自己活活累死。领导艺术，是最高端的管理学。一个杰出的团队，必然有一个深谙领导艺术的带头人，必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

曾国藩的湘军集团，是一个杰出团队。我们推出曾氏领导艺术专题，希望能给今天的读者一些参考。

分权是一门高超的领导艺术，善分权者，举重若轻；不善分权者，积重难返。诸葛亮“罚二十以上皆亲览”，大事小事亲力亲为，最后累死五丈原。诸葛亮的这种领导方式是集权。

分权则相反，它将权力分散开去，让各个分到权力的领导者各司其责，共同承担。曾国藩善于分权，通过权力的纵向分解，调动各级将吏的积极性，从而达成事业的成功。

本文着重研究曾国藩分权的主要做法、特点、原因，企望对当今政企领导者治国治企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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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建设，二是启用重要领导者。前者使分权得到制度保证，后者使战略目标实现得到保证。

1构建分权组织

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领导者，为创建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誓不相弃的死党”的军队，他大胆改革清朝旗兵与绿营兵的制度性弊病，参考戚家军“束伍操练”，广泛吸收左季高、王璞山、李厚庵、胡林翼等人的做法，组建了以“事权归一”为核心的新式湘军。湘军以营为主体单位，营官拥有“威权”、利权。在营官权力配置上：

“每营必须择一营官，必划然分出营数，此时即将全数交付与他。”

“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

营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营官经济待遇高（骑兵营官每月工资、公务费150两；陆军营官每月工资、办公费200两）；一营的后勤保障全由营官支配，所有吃喝用度都在营内解决。

湘军创建之初，曾国藩还亲领军队，但随着分权制度的完善，他将军队全数交给各个“子公司”的经理，自己只做“道义上的统领”了。

这是曾国藩构建分权组织另一高明而独特的做法，体现了曾国藩做大事的大手笔、大气魄、大胸怀。

考虑到东南大局的艰巨性、持久性、复杂性，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就思考由李鸿章组织一支军队去扬州、或者镇江、上海担任镇压太平军的重任，并最后在1862年完成了淮军的组建。组建之初，兵员主要来自曾国藩湘军，将领如程学启、郭松林、黄翼升、李朝斌为湘军名将。

从湘军中，或者说从曾国藩的权力中豁然划出一支淮军，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与自己分庭抗礼，与湘军共同作战，一同担当重任。

这种做法，使曾国藩摆脱了常规的领导方式、指挥方式，摆脱了来自清廷的猜疑、掣肘，获得了更多的信任，能够一心一意谋划围剿金陵的战略性决策。李鸿章到上海后，参照外国兵制，进一步改造淮军，增强了战斗力，成为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主力。

分权，最难做到，也是最重要的，是把权力分给什么样的人，分给多大的权力。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曾国藩深刻懂得“任人则逸，独任则功”的道理，极其主张：

“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

一生致力于选择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安排在众多关键性的岗位上，并且给与他们权力，对他们的决策不干预、不遥制。

一是逐渐将水路军事指挥权分给所属军官，自己不亲自指挥作战；二是将筹饷的权力交给各地，在湖南设立了东征局、在江西、江苏、广东等都设置筹饷机构，由朝廷委派人员负责；三是大量起用地方官吏，确保遭到战争破坏的行政体系正常运转。他选择人才，目的只有一个，共同完成东征大业，消灭太平军、捻军，化解国家、百姓的苦难。

他选人的标准，唯德是用，为才是举；选人的方式，不拘一格，左宗棠推荐于幕僚，塔齐布简拔于小官，鲍超提携于标兵，李鸿章举荐于编修。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启用，分散了权力，凝聚了力量，完成了他“内圣外王”之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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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决定特点。曾国藩分权，虽然没有现代管理理论作为指导，但是却暗合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原理，可以说，其分权是管理的标本与经典。主要特点有三个。

以事权归一为核心的独立性是曾国藩分权领导艺术的重要特征。所谓事权归一，就是所要做的事情和完成该事情所需要的权力的统一。

有些上级领导者要下级去做某事，却又不给予做好该事的权力，使做事者难以适从，做不好事。湘军的特点是各级指挥官，都有独立指挥、独立决策的权力。

独立的优越性在于：一是使各个分立的组织能够结合实际形势作出正确的决策，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调动各级指挥者的积极性；二是消除了地域广阔、部队分散、交通通讯等不优环境条件可能造成的高层决策失误；三是能够灵活开展各项业务，各个指挥官能够独立面对形势，作出决策，或者随机应变，实现统帅的决策；四是便于裁撤，当一营“师老兵疲”，或者出现“哗变”等情况，或者营官因故离开的时候，可以立即裁撤，不会影响整体。

2高度信任

信任是分权领导艺术的基本要求与特征。集权者往往存在对下级不信任的问题，认为凡事不亲力亲为，别人就做不好。

诸葛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接受刘备托孤之责后，一心一意赴在光复大业的工作上，“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大至六出祁山，小至校对文稿，都要亲自主持。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自己的解释是：

“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

一个“他人不似我尽心”将对下级干部的不信任的心理暴露无遗。

曾国藩则刚好相反，他非常信任他的下级，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做事，不存怀疑之心。做好了事，就给他们邀功请赏。

就是对李世忠那样的降将，当各种怀疑其可能反水的情报传达曾国藩耳朵的时候，他的态度仍然是肯定其功劳，认为李世忠“于大局不为无功，不可没其劳而遽议其后”，应该“姑循其旧，不设机心”。

一般情况下，分权和主要领导者对权力的要求有关，权力欲强的领导者喜欢集权，权力欲淡的领导者不吝啬权力。曾国藩深知没有权力做不成事的道理，但也深知权力太多太大的危害。

他常怀“临渊履冰”的惴惴心态，对高位“实深悚惧”；收复武汉朝廷任命他为湖北巡抚，他即刻上折辞职，具名不用巡抚函；担任两江总督要他节制浙江军务，他四次上折真心辞责；多次要求朝廷派员同办东南事务；受命剿捻，在打好基础后，他说：“决计此后不再做官，亦不做回籍安逸之想，但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

不想“居大位享大名”。他以“不做官”教育子女，崇尚耕读孝友，追求道德学问。由于主帅权力欲淡薄，因此，湘军的许多将领也看权很轻。这是保证分权成功的关键。

3产生原因

形成这种领导艺术的原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是实践的产物，也是对自身能力认识与反省的结果。事实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曾国藩唯有分权，才可以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走向事业的顶峰。

晚清军队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军队指挥官没有权力。总督与巡抚掌控军队用人权，用人唯亲唯钱；一遇战事，就东拼西凑组合队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调度不灵，不堪一击。

显然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不能采用这种事权不一的机制。曾国藩带兵的尴尬地位，让他看到分权的重要。他是以一个乡绅的身份参与团练，并最后组建湘军出征。

这个身份不伦不类，虽然早期东征顺利，但是进入江西后，事机极其不顺，湖口之败、九江久攻不下、塔齐布、罗泽南相继战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是曾国藩没有从清廷分到地方察吏权，办事处处掣肘。

打了胜仗，立了功的将领，不能安排实职，军队士气受到影响；地方文武官员“势力眼”，看人办事，不配合，不支持，文件不给看，筹饷筹粮故意阻挠；关防经常变换，政令不能畅通，遭遇冷眼、讽刺，被人怀疑，办事名不正言不顺；地方调遣他的军队，往往政出多门，朝令夕改。

这样一种尴尬的境遇，使他认识分权的重要：

“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向清廷要求分权。

领导者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懂，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好；特别是所担任的事业艰巨繁重，需要带领追随者一同去共同承担。对此，曾国藩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

“事之变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变化发展的局势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需要众多的人一同投身其中，因此需要分权。分权意味着有了分担责任的人，自己就会轻松；不分权，一个人担当大事，就需要很多功夫。同时分权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团结人心的作用。

“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是。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

提高营哨的权力，就可以解决“危险之际” 士卒“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的问题，形成同进同退的良好局面。

领导者要善于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并未雨绸缪，相应建立科学的预防机制。曾国藩认为：

流寇的特点是股数很多，对付的办法就是“分股与之相逐”。平时不分股，临时再分，一方面各股领导者没有指挥经验，难以应对；另一方面，临时分股，未必不出现错误，因此必须早早预筹。

曾国藩纵向分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各级将领权力得到保证，战斗力比当时一般的军队都要高，能够“结硬寨”，“打死仗”；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场面，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战斗意志昂扬，虽然偶有小的失败，但是总的来说，主要战役稳操胜券。

特别是1857年3月到次年6月，曾国藩离开指挥位置回到湘乡这一年多时间里，湘军没有因为统帅的离去而丧失战斗力，仍然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充分展现了分权的魅力。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从清廷分到地方权后，湘军节节胜利，直捣金陵，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就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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